陈光裕:常州的社会治理变迁

发布时间: 2018年10月12日09:52     来源: 常州日报     发布人: jaj

常州的社会治理变迁

陈光裕

    改革开放前,计划经济是国家建设发展的主旋律,常州的社会事业建设主要也是依靠计划,即由上级拨款安排,要发展什么领域,要发展到什么程度,都由上级计划决定。这种典型的“管理思维”导致社会事业发展主动性差,水平低。改革开放后,常州国民经济飞速发展,过去主要集中在环保领域的“治理”概念,开始由“有形”的环境领域向“无形”的经济社会领域延伸,社会治理正式登上时代发展的舞台。

    首先,面对大转型,迅速找准落脚点。改革开放后,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,社会体制也随之逐步转型。计划经济时代高度集中、刚性凝滞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逐步显露弊病,“管得太多、管得太死,社会缺乏活力”,不仅阻碍了经济的发展,而且难以适应极速变化的社会环境,容易造成社会问题。如何应对,这是当时摆在常州人民面前的巨大难题。对此,常州坚定地举起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的旗帜,根据市情,以“大力推动社会事业发展”作为启动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主要落脚点。

    1978年,常州率先向国务院提出申请,经过批准后,提取当年财政收入的5%用于社会事业建设,由此拉开了社会事业建设的大幕。对于“社会事业建设”这个在当时既不能带来短期经济收益、又需要财政不断投入、甚至整体价值与意义都“不明确”的事物,常州的决定是需要巨大的魄力和勇气的。整个“五五”期间,用于社会事业建设的投资累计近2000万元。随后的“六五”时期,社会事业发展进入高潮,发展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不断上升,由“五五”期间的17%左右上升至22.6%,超过同期财政支出16.8%的年均增长幅度。江苏石油化工学院、常州工业技术学院等高校相继落地、建设,常州自此有了自己的正规大学;传染病、妇幼保健、职业病等一系列医疗机构的成立,补齐了医疗卫生事业的诸多短板;少年宫、文化宫、书画院、博物馆、体育场等诸多公共设施的建设,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;清潭新村、花园新村的陆续建成,加上当时每年30多万平方米的年均新增建设用地,让超过全市四分之一总户数的职工搬进了配套齐全、设施完备的新居,有效地缓解了住房矛盾,改善了居住条件;同时,通过更新职工队伍、清理计划外用工等多渠道的合力,切实保障居民的就业,1979-1982年,累计安置待业人员8万多名,占当时全市职工人数的30%左右。社会事业建设成果卓著,社会治理成效凸显,经济高速发展,社会和谐稳定,这也让常州成为当时全国中小城市发展的典型与标杆。1986年,常州被国家科委批准为社会发展综合示范试点城市。

    其次,面对大变化,坚定抓手不动摇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,到上世纪末,运行了近半个世纪的单位制逐步终结,国家—单位—个体的社会控制体系改变,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摆到了人们面前:对从单位中流出的大量的“社会人”如何管理?日益多元和复杂的利益诉求如何满足?新的历史条件下基层社会秩序该如何维系?对此,全国各地都开始了自己的探索实践,并形成了“上海模式”“青岛模式”“成都模式”等一系列地方经验。这些经验各有侧重,有的侧重治理结构调整,有的侧重治理过程优化,在给常州带来启发的同时,也给常州带来了思考:哪些可以借鉴,哪些需要创新?

    经过反复对比总结,常州坚定地把治理成效放在首位,以改善民生、增进福祉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抓手和主要落脚点,以不断加大的财政投入比重为基础,以不断扩大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覆盖范围为路径,不断增进市民的社会福利。2005年,常州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位于全省第4位,高于全省平均指数26点。2006年,加快和谐社会建设,构建“人民富裕安康、诚信友爱,法制健全民主、公平正义,环境生态优美、自然宜居的和谐常州”,成为“十一五”规划中的战略重点。

    面对新形势,准确把握新思路。时至今日,社会治理已然远远超出了传统的“管理”范畴。全球化的发展,资金、信息、技术乃至人口等各种要素的跨地域、跨国界流动规模越来越大、越来越频繁,经济、生产、食品、金融、法律、环境、治安等诸多领域发生着越来越密集的交叉重叠,原本是各自领域内的问题越来越容易叠加震荡,发酵为社会问题,对社会治理提出了巨大的挑战。社会问题之复杂、社会治理之艰难,早已不是政府单方面就能承担和解决,过去依靠“内部文件”“行政命令”“上级指示”等作为行为准则,以单向度、低透明度、强制的刚性过程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既不合时宜,也缺乏效率。因此,政府、市场、社会,多元参与、共建共享日益成为社会共识,这既是新时代的大形势,也是新时代的大挑战。对此,常州先察明判,在2011年“十二五”规划纲要中,就明确提出了要把“两级政府、三级管理、四级网络”作为城市管理体制的创新点。2016年,提升社会治理效能,“理顺政府与市场、社会的关系,着力构建科学高效的社会治理体制,积极推动治理主体多元化、治理机制透明化和治理方式科学化”,正式进入“十三五”规划纲要,在制度层面,为其后社会治理的方向定下了蓝图。

    纵观改革开放40年,常州始终把“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”作为推动社会治理转变与创新的根本准则,始终将增进人民群众的福祉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要义,形成了治理为民、治理靠民的治理经验,以及多元参与、共享共建的治理格局。当然,对于“治理”这一西方话语体系下的产物,我们既不能盲目照搬,也不能闭门造车,要在立足国情市情的基础上不断解放思想,以有利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、人民幸福安康、社会和谐稳定、国家长治久安为导向,实践中国探索,提炼中国话语,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常州经验。